跳槽新常态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

跳槽新常态：求职更像是“尝试” 有人2年换5份工作

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，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。其中80万人的简历，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。

和父辈不同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，唯一的归宿。求职更像是“尝试”。调查显示，62%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“先就业，再择业”。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。其中，38%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。

跳与不跳都值得忧虑。知乎上，一位两年换了5份工作的年轻人担心地问，自身是不是存在问题。右侧的关联问题里，一位28岁的青年怀疑：“我毕业6年还没换工作，是不是不求上进?”

专家预见，接下来的十年、二十年，社会将持续感受类似冲击带来的活力与阵痛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手下的年轻人说：“早晚会有这么一天，外面的阿里人比公司里的多。”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则称，盛大离职员工推荐的项目和人才，公司应该优先考虑。

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学毕业两年的经历，收获了年轻人羡慕的眼光。可她的母亲投来了大大的白眼，“这没什么好的。这么大时，我都怀上你了。”

“在我的想象里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”

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，赵旭拒绝去小城市，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。在公司，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，其他时间都在淘宝、聊天。有同事自言自语“要不要学点啥”，一秒后就自我否定，“算了，估计学不会。”还有人适时补刀，“学啥啊，我来了5年，不还是干这些事?”

她怀疑这份安稳的工作，“留在广州就是要拼。要是提前养老，我为什么不回家?”

不久，她选择了裸辞。重新求职时，面试官提出分享上份职位的收获，她乏善可陈。对方问她数据行业最新的动态，她张口结舌，憋不出话。有考官忍不住提醒：“社会招聘有着更高的要求，你不能像个应届生。”

“侥幸”挤进互联网公司后，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，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。报到第一天，主管告诉她：“晚上7点开会。”

赵旭终于找到了“大城市的生机”。她一个月就熟悉了工作，原本生疏的专业知识全记了起来。每个周末都要加班，她感觉充实，“把第一年虚度的时间全补回来!”

和赵旭一样，向更大的城市流动，是不少年轻人毕业后的选择。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(2015)》显示，2015年，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.47亿，相当于中国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依旧是最吸引年轻人的都市，74.7%的流动人口集中汇入东部。这其中，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。

无论是前往大城市打拼，还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，年轻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倾诉着各自的烦恼。有人为了北京的户口，毅然进了机关，现在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“无聊得要死”。有人被爸妈用“买车买房”诱惑回了家乡，如今哀叹“梦想去哪了”。还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，不到两年，开始哭诉“还没买房就先累死喽”。

智联招聘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后，感觉期望值和现实落差太大，还有近两成的人发现，自己对职场根本不够了解。

距广州106公里远的深圳，另一个女孩将自己的这些困惑告诉父母时，母亲在电话里批评她：“你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?”“找工作之前应该先把问题考虑好，这么快就换怎么行?”

她觉得委屈，不亲身体验，很难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。收到律师事务所聘书时，她欢呼雀跃，觉得自己从小的律师梦终于实现了。她未曾想到，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，全年无休的工作。

接下来的三个月，“两个月都在出差”，时常凌晨一点才赶回深圳。领导总是周末来电，突然通知开会。和朋友约好周五晚上看电影，临下班前，客户一个电话打来就要加班，她只能给朋友发一个表示歉意的红包，说自己去不了。

工作了大约100天，她彻底崩溃了。一天晚上，她陪着客户开会到凌晨3点。谈判桌上，客户和对手大吵大嚷，负责记录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红。她看到自己的领导拼命按着太阳穴，还时不时对客户挤出职业化的笑容。女孩突然明白，“在我的想象里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。”

她辞职了。

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、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，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，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，“只是千禧一代物质很丰富。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，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。他们没有太多顾虑，有条件勇敢地辞职。”

“工作了，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”

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，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：“好好干，争取稳定下来。”

电话里，她内心翻江倒海。在香港的顶尖大学，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，只需工作一年，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。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。

为了居留权，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。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，“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”。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。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，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。徐曦总是出错，收错了钱不敢承认，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。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。主管委婉地说：“你学东西有些慢。”

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，徐曦因为昼夜颠倒，胖了20斤，面色憔悴。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，她扭扭捏捏，“酒店营销。”

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(2015)》显示，在中国，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长为4.4年。毕业四五年后，多数年轻人将走向安家落户，或是选择离开的十字路口。

徐曦开始衡量，自己的选择是否值得。当年的大学好友基本回了大陆，香港本地朋友总隔层纱，聊不到一起。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，是去日本拉面馆吃碗面，有时因为工资低，只能点最便宜的。

父亲在电话里和她叹气：“不管在香港还是回上海，我们都希望你幸福。不然回来吧。”

专家李家华发现，和20年前不同，现在人们不再把频繁更换工作，甚至跨越行业、城市当成丢人的事儿。这表示国内职场日趋成熟，是不用大惊小怪的“新常态”。

“年轻人离职率高是全世界的趋势。美国人一生平均换7.5次工作。”李家华说，从经济角度上讲，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发达国家，工作灵活多变，跳槽机会多是发展的标志。从个人发展角度去理解，“人们每个阶段的追求、想法都不同，不是一份自始而终的工作能涵盖的了。”

一位和徐曦、赵旭同年毕业的女孩觉得，换工作是个无所谓的事儿，因为“工作机会到处是，不难找”。第一份工作离职时，恰巧是春节，她独自一人去拉萨过了年。在旅店洒满阳光的屋顶上，她拿手机发了几个微信，投了几份简历，很快就收到了“年后面谈”的回复。

赵旭又动了换工作的念头。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，她开始在周末加班时，羡慕朋友圈里的那些“阳光和大海”。领导确实充满活力，却也“全是套路”。“每次说一堆体己话，灌鸡汤，但最后一定有句‘虽然累，这个还是要完成’等着你。”

加班似乎没有尽头，她开始受不了。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，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，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，在大学宿舍群“求安慰”，然后顺手写个辞职报告。周一天亮前，再把辞职报告删了，抹把脸去上班，多擦点粉底，“开始新的循环。”

赵旭暂时没辞职，她每天浏览手机里的求职软件，打算看准机会就离开。至于新工作，“不能太闲，但也不能太忙，一定要适中。”

这是个挺难实现的目标——在中国，80后和90后占据了加班总人数的90%以上。《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》显示，北京、深圳和广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点30分左右。

“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。那就一直换，换到满意为止。毕竟，工作了，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 赵旭说。

有句话，赵旭从没和领导坦白：“工作是没变，可我对生活的认识又变了啊。”

“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，我坐不住”

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，从北京跳到了天津，又回到北京。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，“他们居然敢骂我?”

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，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。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。王锐不接受，“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。”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，讥讽他“眼高手低”“没担当”。

王锐很恼火，“她就比我大两岁，凭什么?”

“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，坐不住。”换了工作去天津，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。工资只有六七千元，还没上份高，可头衔是“营销总监”，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，直接对老板负责，这让他很受用。刚入职时，老板和王锐吃饭、聊天，谈“宏大的商业蓝图”，王锐觉得，感觉对了。

可工作出了问题，老板拍桌子、摔手机，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。王锐觉得云里雾里，“你头一天还拿我当哥们，第二天就骂我?”

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，王锐提出了这个疑问。老板愣住了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要不挨着，要不就滚。”王锐也愣住了。第二天，他交了辞呈。

知道了王锐的近况，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：“这就辞职了?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，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。”

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，签劳务合同好一通折腾：党委负责人告诉他找劳务派遣公司，后者把他踢给台里的人力资源部。人力资源又说“这事儿该由你们制片人解决”，制片人刚开始说即刻处理，过了几天又说这事儿归频道总监管。

半年之后，林沐萌生退意。一次出差归来，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，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，理由是“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”，林沐也觉得在理。直到有一天，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他，林沐抱怨时政要闻无聊，每天盯着拍领导的话传到了制片人耳朵里，惹得制片人发了很大的火，还敲打其他记者，“不想干就别干。”

李家华觉得，这一代年轻人初入职场，适应不了人际关系有着必然原因。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，讲究“稳定”，建国后搞计划经济，强调的是“服从”。老一辈人习惯了条条框框，可市场经济养大的这批孩子，大部分是独生子女，没有兄弟姐妹，集体生活的经历也少，“有个性，不在乎规矩。”

他做过一项调研，发现75%的年轻人换掉第一份工作，首要原因都是“处理不来人际关系”。这其中，有的可以归咎于职场环境缺乏包容，也有年轻人确实不成熟，“需要学校和单位做情感引导、职业教育。”

不少雇主同样头疼。相熟的企业家和李家华抱怨，批评了新员工几句，人家当场摔门走了，“再也没出现过。”

李家华试着从年轻人的角度解释：“过去都用科层制做企业，管得越严越好。现在互联网化，你得学会平等。”企业家颇为不屑：“我花钱养的员工，都不能说两句?”

离开天津那天，老板来给王锐送行，多塞给他一个月工资，请他吃了饭，两人聊得很开心。老板说：“就这么走了，不觉得可惜?”王锐觉得，曾经失去的尊重感又回来了，真好。